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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科米在国会参议院作证现场)

编者按:昨晚,美国前FBI局长科米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通俄门”等敏感议题作证,由于此次作证关系到总统特朗普是否滥权、是否妨碍司法等关键议题的判断,这场听证会也被称为“世纪听证”,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不少美国人将此视为美国政治中的“超级碗”,饶有兴味地观看特朗普与科米的对决。总体来看,昨天的听证基本都围绕科米的书面证词展开,在这份全长7页的证词里,科米详细描述了自己与特朗普互动的过程,现任美国总统的个人和风格也在这样的对话中得以充分展现。

以下为科米书面证词全文:

记录声明

参议院情报专责委员会

詹姆斯·科米

2017年6月8日

主席布勒,委员会副主席华纳,委员会成员们,

感谢你们今天邀我出席作证。我今天被要求就你们感兴趣的主题,为你们描述我与当选总统和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互动经历。我没有把我与总统谈话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包括进来,但是,我尽最大回忆囊括与委员寻求内容相关的信息。

1月6日,简报

1月6日星期五,我在纽约特朗普大厦的会议室第一次遇当了那时的当选总统特朗普。我和情报社(IC)其他领导一起向他和他的新国安团队做简报,介绍情报社对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评估。那次简报结束时,我独自对当选总统汇报了评估过程中搜集的一些个人敏感信息。

出于各种原因,尽管(这些信息)淫秽且未经证实,情报社的领导仍认为有必要警告当选总统这一材料的存在性。其中的原因有:(1)我们知道媒体即将公开这些材料,我们认为情报社不应该向总统隐瞒该材料的存在,以及材料即将被公布的事实。(2)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有努力想伤害新任总统,我们可以用防御性简报来削弱任何这类努力。

国家情报局长让我亲自做这个简报,是因为我仍留任(联邦调查局长一职),且该材涉及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职责。我们也同意,我将会独自完成简报,以尽量减少当选总统的尴尬。虽然我们都同意有理由让我完成这个简报,联邦调查局领导人和我都担心这一简报可能为新上台总统制造一个情况:他不确定联邦调查局是否在对他的个人行为进行反情报调查。

了解联邦调查局反情报调查和常见刑事调查不同之处很重要。反情报调查局的目标,在于了解敌对外国势力所使用的,影响美国或者窃取我们秘密的技术和人为的手段。联邦调查局利用这些信息来破坏这些(外国势力的)努力。有时候,破坏是通过警告外国势力招募者或者试图影响的对象来完成的;有时候,它涉及强化被攻击的计算机系统;有时候,它会让被外国势力招募的人员成为双重代理人,或者制裁公开行动、驱逐住宅在大使馆的情报人员;有时候,刑事诉讼会被用来破坏中断情报活动。

因为敌对外国势力的性质是众所周知的,反情报调查往往集中在被联邦调查局怀疑是外国情报人员的知情或者不知情的个人身上。当联邦调查局有理由相信一个美国人已经被外国势力列为招募对象,或者暗地里成为了外国势力的代理人。联邦调查局将会对该美国人展开调查,并且通过法律机构,努力了解更多关于他与外国势力关系的本质,以此来中断情报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在1月6日会议前,我与联邦调查局领导人探讨了我是否应该准备向当选总统特朗普确认,我们将不会调查他个人。那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的确没有针对他开展反情报调查。我们一致认为,如果环境准许,我应该这么做(指告知特朗普)。在特朗普大厦的一对一的会议中,基于当选总统特朗普对简报的反映,在他没有直接要求情报部长不会说特朗普是否要求他们淡化俄罗斯文件的问题之下,我做出了这样的保证(即联邦调查局并未调查他个人)。

我不得不在备忘录中记录下我与当选总统的第一次对话。为了保证准确性,当结束会议走出特朗普大厦时,我开始在联邦调查局的车里用笔记本电脑打字。总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在与特朗普总统一对一会晤后即刻书面记录下我们的对话。这不是我过去的做法。我与奥巴马总统单独谈过两次话(从未打过电话)—一次在2015年,讨论执法政策问题;第二次,简要地说,是在2016年末他说再见的时候。两次会晤我都没有记下我们的讨论。我可以回忆起我与特朗普总统四个月内,九次一对一谈话—三次当面会晤,六次通过电话。

1月27日 晚餐

1月27日晚上6:30,总统与我在白宫绿色的房间吃饭。那天午餐时间,他致电给我,邀请我共进晚餐,他说他会邀请我全家人,但是决定这次只邀请我,下次再邀请我全家人。在电话中,我不清楚谁还会出现在晚餐上,尽管我认为还会有其他人。

结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绿色房间中间小的椭圆形桌子旁。两名海军管家服侍我们—只是进入房间提供食物和饮料。

总统开始问我是否想要继续担任联邦调查局长,这让我感觉奇怪。因为他早些时候已经两次告诉我,他希望我留下来。我已经向他确认了我计划留任。他说很多人想要我的工作,介于过去一年来我滥用职权,他想知道我是否打算离职。

我的本能告诉我,这一对一的会晤,以及这是我们首次讨论我职位的借口,意味着这一晚餐的目的是,至少部分目的是让我开口要求(留任)我的工作,并建立某种赞助关系。介于传统上,联邦调查局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地位,(特朗普总统这一意图)让我担忧。

我回答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打算留下来,作为联邦调查局长再服务10年。然后,因为这一情景设置让我不安,我补充说,我不是政治家所形容的“可靠”,但是他总是可以指望我告诉他真相。我补充说,在政治上我不是任何一方的人,不能算是在传统政治意义上的可依赖的人。我告诉他,我这一立场,最符合他作为总统的利益。

片刻之后,总统说,“我需要忠诚,我期望忠诚。”我没有动,没有说话或者改变我的面部表情,我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对方,然后,对话继续,但是他在晚餐快结束的时候回到了这一话题上。那时候,我解释了为何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是独立于白宫的。我说,这是一个悖论:纵观历史,一些总统认为因为“问题”来源于司法,他们想让司法部关闭。但是,模糊这些边界将会削弱公众对机构和工作信任,最终导致问题恶化。

在晚餐将要结束的时候,总统把话题回到了我的工作上,说他很高兴我想要留下来,补充道,他从马蒂斯(Jim Mattis)、塞申斯(Jeff Sessions)和其他很多人拿听说过很多关于我的事情。然后他说,“我需要忠诚。”我回答说,“你将会从我这里得到诚实。”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那是我想要的,诚实的忠诚(Honest loyalty)。”我停下来,然后说,“你将会从我这里得到那个。”正如我在晚餐后即刻写下的备忘录里一样,可能我们理解的“诚实的忠诚”不一样,但是我决定不再进一步推动这个话题。这个词语—诚实的忠诚—帮我结束了非常尴尬的谈话。我的解释已经明确表明他应该期望什么。

晚餐时,总统重谈了1月6日我向他通报的淫秽的材料,就像他之前那样,他对这些指控表示厌恶,并且强烈否认其中指控。他说他正在考虑要求我调查这一所谓的事件,证明它没有发生。我回答说,他应该三思,因为这样可能造成我们正在调查他个人的假象,但我们没有,因为很难反举证。他说他会考虑,并让我考虑一下。

按照我与特朗普总统对话后的做法,我立刻写下了关于晚餐的详细备忘录,并于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分享。

2月14日,椭圆形办公桌会议

2月14日,我去了椭圆形办公室,为总统做反恐主义简报。他坐在桌子后面,我们分别坐在在桌子另一边的半圆形排列的六把椅子上,面对着他。副总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主任,国土安全局局长,司法部长和我都坐在椅子上。我直接面对着总统,坐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国家反恐主义中心主任之间。房间里还有不少人,坐在我们后面的沙发和椅子上。

总统在表示感谢小组后结束了简报,告诉他们他只想跟我单独说话。我坐在我的椅子上。在与会者开始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时,总司法部长在我的椅子附近徘徊。总统感谢了他,并表示只想跟我说话。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是杰瑞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他也在我的椅子旁,并和我愉快地交流。总统请他回避,说他想和我说话。

当落地钟旁的门关上时,我们单独在一起,总统开始说,“我想谈谈迈克·弗林(Mike Flynn)。”弗林前一天请辞了。总统开始说弗林和俄罗斯人谈话没有错,但是他不得不让他(弗林)走,因为他(弗林)误导了副总统。他补充说,他对弗林还有其他担忧,但是他并没有指出是何种担忧。

然后,总统对信息泄密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这是我有的,并且一直都有担忧。在他谈了几分钟信息泄露后,里斯·普列斯(Reince Priebus)从落地钟旁的门凑近,我可以看到一群人在他身后等着。总统向他挥挥手,说一会儿就完,让他关上门。门关上了。

随后,总统的话题回到了麦克·弗林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好人,他已经经历了很多了。”他重复弗林在与俄罗斯人通话没有做错,但是误导了副总统。他然后说,“我希望你能明白一点,放过弗林。他是个好人。我希望你能放手。”我只回答了“他是个好人。”(事实上,在我开始在联邦调查局任职初期,与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的弗林有过良好的共事经验。)我没有说我会“放手”。

总统简要回顾了泄密问题。然后我起身,通过落地钟旁边的门走出房间,穿过门外等待的一大批人群—包括普列斯先生和副总统。

我马上准备了一份关于弗林对话的非机密备忘录,并于联邦调查局的高层进行了讨论。我理解总统将会要求我们撤销弗林十二月与俄罗斯大使对话的虚假陈述的调查。我不理解总统为何讨论对俄罗斯广泛的调查或者调查与他竞选联系的可能性。我可能错了,但是我认为关注刚发生的弗林请辞,以及他致电所受的争议。无论如何,介于联邦调查局作为独立的机构存在,这非常令人担忧。

联邦调查局领导人团队与我达成一致,不要让总统的请求影响调查团队。我们也得出结论,介于那是一对一的对话,没有什么可以证实我的话。我们得出结论,将此汇报给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没有任何意义,我们预计塞申斯可能会退出与俄罗斯相关的调查(他两个礼拜后这样做了)。副司法部长的职责然后由一名美国律师代理执行,他在那个位子上也不会呆太久。在讨论这一问题后,我们决定保持密切关注,在调查进展的同时决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调查全速前进,调查小组的任何成员或者司法部的律师都不知道总统的这一请求。

不久之后,我亲自与司法部长塞申斯交谈,传递总统关于泄密的担忧。我借此指挥请求总司法部长阻止今后总统与我以任何方式的直接沟通。我告诉总司法部长刚刚发生的事情——他被要求离开,而向总司法部长报告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还在(总统会议室)—是不恰当的,绝不应该发生的。他没有回应上述问题。由于以上提到的原因,我没有提到总统谈及联邦调查局对弗林的潜在调查一事。

3月30日 电话

3月30日上午,总统致电联邦调查局找我。他把俄罗斯调查形容成一朵“阴云”。这朵“阴云”损害了他代表国家行事的能力。他说他和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在俄罗斯召妓,一直以来都假设他在俄罗斯的时候会被监控。他问道如何才能“消除阴云”。我回答说,我们正在尽快调查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将会有巨大的好处。他同意了,但是后来强调了调查带给他的问题。

然后总统问为何在上周国会就俄罗斯进行了一次听证—正如司法部指出的那样,我已经确认了正在进行关于俄罗斯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可能关系的调查。我解释了国会双方领导人要求更多的信息,格拉斯利参议员(Senator Grassley)甚至延迟副司法部长提名确认,直到我们向他介绍详细的调查情况。我解释说,我们已经向国会领导人报告我们正在调查哪些人。我们告诉那些国会领导人我们没有调查特朗普总统。我提醒他,我曾经告诉过他。他反复地告诉我,“我们需要找出事实。”(我没告诉总统,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不愿意发表公开声明指出我们没有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案件,这其中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这会有指正的责任。)

总统继续说,如果他的一些“卫星”助手做错了事情,发现这一点是很好的。但是他没有做错什么,总统希望我能找到方式,让外界知道我们没有调查他。

突然之间,他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安德鲁·麦卡贝(Andrew McCabe),说他还没有提起“麦卡贝的事”,因为我已经说过麦卡贝是值得尊重,虽然麦卡奥利弗(McAuliffe)亲近克林顿夫妇(the Clintons), 并且给他竞选的资助(我猜他说的是副局长麦卡贝的妻子)。尽管我不理解总统为何提起此事,我重申,麦卡贝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

通话以他(特朗普)以强调“阴云”干扰他为国家谈判的能力结束。他说他希望我能够找出一个办法,让他不受调查。我告诉他我将会看着办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将会尽可能更快地做好我们的调查工作。

在谈话之后,我立即致电给代理副司法部长达娜·博恩特(Dana Boente)(司法部长塞申斯那时候已自行回避与俄罗斯所有相关事务),汇报总统电话的实质内容,并说我会等待他的指导。在总统两个礼拜后再次致电给我之前,我没有听到他(博恩特)的回复。

4月11日,电话

4月11日上午,总统致电给我,问我在让他本人不受调查事情上的进展如何。我回答,我已经将他的请求汇报给了代理副司法部长,但是还没收到回复。他回答说,“阴云”妨碍了他的工作能力。他说他也会让他的人联系代理副司法部长。我说他的问题应该如此处理。我说白宫律师应该联系司法部的领导人,提出请求,这才是传统的渠道。

他说他会这样做,并补充说,“因为我非常非常忠于你,非常忠诚,我们有那回事儿,你知道。”我没有回应或是问他“那件事”的意思。我只说,处理它的方法是让白宫法律顾问致电代理副司法部长。他说他会做。通话结束了。

那是我最后与特朗普总统的对话。


来源:嘉兴在线—嘉兴日报    作者:摄影 记者 冯玉坤    编辑:李源    责任编辑:胡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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